同行间流传着一套“采访余秋雨法则”。比如，他并不那么喜欢文字记者，不喜欢微博，对不懂文化的人显得格外苛刻，非常坚持原则……毕竟，第一次参加书博会的余秋雨，既要出席他的新书《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》发布会，又要与网友互动，并出席一些重要的文化活动这令始终默默跟随他身后、望着他忙碌赶场的记者，几度纠结得想要放弃。
　　谁知，当记者表明来意后，他竟热情地说：“我看过《哈尔滨日报》写的东西，看过你们报道的我。你不用跟我边走边聊，也不用担心会耽误我的时间。一会儿我们安静坐下来，慢慢聊。”
　　于是，这位印象中忙碌、低调、严肃、苛刻的文化名人，却是以感性、率真、包容的另一面，出现在记者面前。
　　记者：“中华文化的前途，就看有多少年轻而又美好的生命来滋润它。”初翻您的新书，这句话令人印象深刻。似乎，内地和台湾年轻人所呈现出的思想状态越来越不同。比如《海角七号》这部电影所反映出的历史价值观，再比如新书中，您用闪问闪答所搭构成的来自年轻人和您的一场特殊的思想旅行。
　　余秋雨：书本上的文化是死的，只有在年轻人心中成为记忆，才算是起死回生。我们现在所做的，是构建年轻人的记忆。这种构建并不是上一代给下一代的教诲，而是通过讨论来完成的，那就让我们来共同寻找一下，哪些文化值得我们记忆。
　　记者：台湾与大陆年轻人对中华文化的基本概念是相同的。
　　余秋雨：对于孔子、司马迁、《红楼梦》的概念，大概念差不多，小概念差异就大了。我在北大和台大讲课时发现，北大学生大气、深刻、尖锐、幽默，台湾学生诚恳、天真、雅致、可爱。他们是可以互补的。大陆喜欢讲大气、大背景，也与大陆地理环境有关系。相比之下，台湾学生对历史问题比较没有大陆学生那么敏感，因为台湾历史争议点也很多，他们自己有时也感到头疼。所以，他们对当代生活的精致与文明的追求高一些。
　　记者：有人建议书博会应该搞成世博会那样的展会。毕竟，世界文化之间的交流，图书应该是个好方式。
　　余秋雨：这个不一定。世博会需要大量投入、需要国家领导人参加。图书文化，不要往大里做文章，我们书博做得好的话，自然会具有国际性：很多出版社翻译国外图书，港澳台出版社也来，慢慢也可以再扩大一些。最有名的法兰克福书展，也只是叫作“书展”。对于文化，我们把实质性的做好就可以了，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会有更多融合，更进一步向前走。哈尔滨做得已经非常好了。
　　记者：很多人认为哈尔滨这边的文化还是相对闭塞一些。
　　余秋雨：我不这么认为。我刚刚接触过哈工大的学生，他们的水准很高，对文化的领悟能力很高。严格讲起来，文化地域性并不那么明显，反而是看起来很大的城市，会存在一些文化信号的俗群。我去国外发现，好多人不知道总统是谁，却知道足球明星。至少我了解到的哈尔滨学生是很优秀的。尽管，我给北大和台大最好的学生讲过课，但我始终认为，普通市民有生态的自由，即使并不了解文化，也不应该被指责。
　　记者：闪问闪答很好玩，在信息碎片时代，这种方式更像是“课堂微博”。
　　余秋雨：这是北大学生的想法。当时我讲完一堂课，他们把积攒了几个月的问题来了个快速提问和快速回答。
　　记者：您喜欢这种方式吗？
　　余秋雨：我喜欢，很喜欢。比如要是今天稍微慢了一秒，他们就会认为：“今天余老师没水平喽！”当然，老师也是普通人，老师和学生成为朋友，友好地进行快问快答，即使回答得片面也不要紧。最令我感到愉快的是“电闪雷鸣”式的问答，我们也做过很多。
　　记者：听起来一定是很直接，很刺激，很潜意识流。
　　余秋雨：不是说短平快就是浅薄。很简单的例子，比如李白的诗，也不是想了几个月才创作出那几个字。长篇大论反而容易浅薄。很多为了照顾复杂的逻辑结构和表述，那些所谓的系统性和完整性，反而很浅薄。我们不要小看那些短篇幅和快节奏的文字现象，也不要过度评价那些鸿篇巨作，也许它们更加低效。
　　记者：我们即将开展湿地文化节。不过，南方一些搞湿地文化成功的城市，往往伴随着历史传承。
　　余秋雨：我倒是对此有个建议，文化不是有历史才是文化。现在全世界的潮流是，文化已经从文本文化走向生态文化，低碳与环保成为当今文化的主要课题，而不是很多大学提倡的钻进故纸堆的文化。如果有人认为哈尔滨可以打造非常著名的旅游文化，那很好。历史必须要往前走，过去的沉淀有很多复杂原因，很多往往与灾难伴随在一起。比如当时建巴黎铁塔，巴黎市民抗议，认为城市都是大理石结构，却要搞个铁塔。他们有过很多这样的抗议，但现在，他们当年所抗议的东西成了巴黎无敌的坐标、城市最大的骄傲。
　　记者：我似乎把旅游文化想得有些单一了。
　　余秋雨：如果城市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、不美、不人性化，我们可以提想法。你那么年轻，不要成为保守的一派。日益创新的民族与城市，总是要问鼎自己过去所不熟悉的一切。